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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富士康,工人,工厂,工会,深圳
摘要：编者按：在富士康的金字塔管理模式下，冲突和矛盾往往集中在底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线长一级的人员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他们大多采用严苛的方式对待工人，而很少顾及工人的感受或者压力。因此，
编者按：在富士康的金字塔管理模式下，冲突和矛盾往往集中在底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线长一级的人员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他们大多采用严苛的方式对待工人，而很少顾及工人的感受或者压力。因此，工人把富士康的管理方式称为“人训话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综合来看，这种生产方式并不可取。
今年，富士康在中国的劳工事件依然不断。一个不同以往的趋势是，富士康中国工厂员工的行动似乎出现了从自残到自卫的转化：武汉富士康的工人多次用“集体跳楼”的方式，向资方提出加薪要求；太原富士康工人以大規模的骚动，表达对保安打工人行为的强烈不满；郑州富士康工人难以承受生产苹果最新手机iPhone 5的压力，举行罢工，抗议严苛的质量控制和过长的加班时间。
富士康在中国的迅速扩张，关系到百万中国工人的命运。过去几年来，笔者带领团队深入富士康工厂，进行了大量一线的调研，也发表了一系列的调查报道。我们通过调查认为，富士康这类企业的“全球工厂体制”与其高压的管理模式，使产业工人的工作压力、精神焦虑均达到前所未有水平，这是富士康工人走上反抗之路的源动力。
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为世界顶级的电子品牌制造产品，如苹果、惠普、戴尔、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和三星等。富士康的名字来源于英文单词“Fox-conn”，其意义是以狐狸一般的速度迅速地对电子产品进行连接、组装。到2010年，富士康的总收入占全球电子制造产业总收入的50%以上。
富士康在利用中国鼓励外资的政策中占据优势，并且在区域性的竞争中也占据领先地位。
在中国大陆，富士康的生产基地横跨了四个策略性地理区域：1、珠三角：深圳、东莞、佛山、中山；2、长三角：上海、昆山、杭州、宁波、南京、淮安、嘉善、常熟；3、环渤海：北京、廊坊、秦皇岛、天津、太原、烟台、营口、沈阳； 4、中西部：重庆、成都、郑州、武汉、晋城、南宁、北宁、北江。
出于扩张原因和最近几年深圳富士康工厂不断发生工人跳楼自杀事件，富士康希望通过在内陆省份建厂、缩短劳动时间以及提高工人工资解决困扰已久的劳工问题。而随着不断有新工厂在内陆省份建成，今年，富士康在中国雇佣的工人已经达到130万人。
为了吸引富士康，河南省等一些内陆省份为富士康提供了一系列投资和贸易优惠政策，甚至直接通过政府职业培训项目为富士康提供大量技术型和非技术型劳动力。而希望吸引富士康设厂的省级和市级的政府部门，则积极地动员农民工或职业学校的学生前往富士康工作、实习。
以这种方式雇佣的“学生工”，法律上称之为“实习生”，但并不享有《劳动法》赋予的保障。由地方政府协调提供人力资源的方式大大降低了富士康的雇佣成本和培训成本。例如，河南省通过教育及相关部门下达行政命令，鼓励职业学校与富士康进行合作。
事实上，地方政府有意避谈农民工及未成年“学生工”的权益问题。普遍的做法是，企业通过实习的名目大量地使用16至18岁未成年的学生。在所谓的工读结合计划中，地方政府很少监管企业使用学生工的行为。根据现有的实习生条例，学生工并不能得到足够的保护。学生工为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提供了极其廉价、弹性和顺服的劳动力。在当下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富士康更愿意大量使用学生工。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10月16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发布公告，确认媒体报道基本属实，确有部分实习学员低于16岁。该声明还表示，“集团已督促各厂区进行彻查，并向学生致歉。” 但该发言人刘坤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却表示，烟台工厂只是“个案”，其他地方并没有类似违法情形。对此，新华社认为，这恐怕难以打消社会近年来对富士康“滥用实习生”的种种质疑。
近几年富士康中国工厂发生的一系列悲剧事件，也使得外界开始探究悲剧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通过2010—2012年的跟踪研究我们发现，富士康全球 “即时生产”(just-in-time)模式是导致一系列悲剧事件的根本原因。
富士康代表着一个“逐底竞争”的全球工厂体制和一种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正是这种体制和模式造成了新一代农民工的困境。富士康作为跨国品牌的代工商，必须与对手在价格、质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相互竞争。为了获取客户的订单，富士康只能尽量降低成本以维持其竞争力，而低利润里的成本也就被转嫁到了生产线的工人身上。因而，也形成了一套高度集中化和科层化的生产管理体系。
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模式从工厂大门设置即可窥见一斑。当工人刚进入工厂的时候，绝对的服从是员工们必须学会的第一条纪律。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曾说，一个领导者必须有“独裁为公”的坚定信念。在他的管理下，富士康在深圳的龙华园区俨然是这个城市中的另外一座“紫禁城”，而公司的管理层和保安们则如同管制这个紫禁城的官员和警察。在这里，厂方雇佣了数千名保安以维持内部秩序。工厂里几乎所有的公共和工作区域都设有监控摄像头。受访的工人反复表示，这样的门禁制度让人觉得丧失了自由，“就像监狱一样”。
对工人生产过程的控制是富士康的命脉，绝对需要把工人训练成服从纪律的劳动者。郭台铭有一条著名的语录：“走出实验室就没有高科技，只有服从的纪律。”服从的文化通过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被建立起来，而这种服从是以高度的层级化来进行的。下级对上级必须绝对服从，这种层级区分由下至上分别是：普工—储备干部—全技员—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由此形成了富士康高度集中化和层级化的管理特征。
在富士康的金字塔管理模式下，冲突和矛盾往往集中在底层的管理人员和工人之间。线长一级的人员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为了完成生产任务，他们大多采用严苛的方式对待工人，而很少顾及工人的感受或者压力。因此，工人把富士康的管理方式称为“人训话管理”而非“人性化管理”。我们调研的统计数据显示，38.1%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或保安限制自由的经历；54.6%的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对工厂制度和管理感到愤怒；16.4%的工人表示曾有过被管理人员和保安体罚的经历。
虽然富士康也做出了加薪和缩短工作时间的承诺，但根据《纽约时报》最新的一篇报道，不少工人都不满意富士康提供的报酬，且还认为时间仍然很长。该报在2010年就发表文章认为，富士康的生产模式不会长久。
而且，在2010年5月第一次加薪后，虽然加班时间缩短了，工人普遍反映工作强度较以前增加了。2012年郑州富士康工人告诉我们，“（员工）底薪1550元/月，没有加班工资都不够花。公司给的待遇太低了、很不合理，每个月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都要一百多，还有伙食开销等就没有钱了。”尽管工人尚未从言过其实的加薪中获利，对大多数工人而言，更繁重的生产任务和工作强度却已经开始了。调查数据显示，12.7%的工人曾有在工作时晕倒的经历；24.1%的女工曾出现月经紊乱的情况；高达47.9%的工人反映工作时精神紧张。深圳龙华厂区的一名工人说：“现在控制工人加班，但单位时间的产量却猛增，很简单，原来6天的活要求你5天干完，因为企业不会傻到为了限制工人加班而不按时完成订单！”
由富士康代工的苹果公司的iPhone系列不断推陈出新，要求尽快把iPhone 5型号推向市场，保证供应和销售。客户对于生产效率和质量的要求驱使了代工厂商持续地给工人施压，各式电子零部件就在24小时不停运转的流水线上组装完成。在富士康车间的墙上贴着这样的海报——“重视效率，分分秒秒”；“目标达成，除非太阳不再升起”；“魔鬼都藏在细节里”。
工人们普遍被安排在固定的座位或者站位，每一班持续工作10至12小时，其强度之大、时间之长可能造成工人身体及心理的伤害。车间的生产线之间，组与组之间也是充满竞争的。在一个车间里，通过对各生产线进行评级A、B、C、D以考评各线的生产效率、是否完成任务、是否有人迟到早退等，从而决定各产线的奖金。在一个如此纪律森严的工厂，压力自上而下层层下压，处在最低层的工人承受着最大的压力。
在富士康，工人们缺乏寻求援助的渠道。通过问卷调查，我们了解到工会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高达32.6%的被访工人不知道富士康有没有工会甚至以为没有工会；84.8%的工人表示自己没有参加工会，参加工会的工人仅为10.3%。富士康1988年进入深圳，然而直到2006年底，才在龙华厂区建立工会。但仔细一看，富士康的工会委员会主席竟然是公司的对外联络经理。普通员工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参与工会活动真是令人怀疑。
2012年7月20日，富士康深圳龙华厂区，由于厂方没有与工人事先协商，便临时调动数十名工人，引起员工不满。为维护自身利益，工人前往求助工会，却惊讶地发现工会在其他公司主管面前默不吭声，工会如“摆设”可见一斑。
总之，在拥有百万生产大军的富士康“紫禁城”中，工人们只能拼命地工作，服从不断提高的产量安排。由于地方政府没有切实地落实劳动法律，类似富士康这样的用人单位才能堂而皇之地忽视超时加班等规定。
非人性化管理给工人带来的压力是巨大的。劳动的异化、社会支持的缺乏更为普遍。当这些十几、二十几岁的新生代工人身处“一流”的富士康车间与宿舍环境中，他们却似乎更加焦虑和迷茫。自杀和罢工是这一群体无助感最极端的表达。
作者潘毅是香港理工大学教授，著有《我在富士康》。2010年中国大陆及港台20所高校60多名师生共同完成的一份报告《富士康调研总报告》，潘毅是这一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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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5 13: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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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19 12:48: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