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人物案例】俞敏洪：打造企业一百年的成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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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说，我是一个没有太长远眼光的人，搞不清楚两年以后的事情会是怎样，也搞不清楚两年以后地球还存在不存在。当然，地球还是会存在的。但是，这个地球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变好或者变坏由两个方面的因素来决定：     第一是自然的力量。在过去没有人类的时候就有冰川期，这是人类不可主导的。前几天欧洲出现了平均气温比往年平均温度要低15度的情况，感觉好像那个地方的冰川期要来到似的，这可能是自然的力量。我们现在天天讲保护环境，因为我们的企业、机构、国家存在的前提条件是大环境要存在。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以防不可逆转的环境恶化发生，人类没有了生存的地方。我们很多企业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是以环境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的资源积累和利益积累的。 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力量，那就是人为的力量。在中国，国家环境，也就是政府环境，决定了企业能否健康发展。也就是说未来中国的企业到底有没有成长力，最大的决定权不在企业手中，而是在政府手中。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企业家都知道，中国的政策、经济走向是一个宏观调控为主的经济走向，中国政策的指向决定了中国企业的发展，这就意味着首先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政府对企业发展的领导和支持。中国30年来做得很好，从没有民营企业，到现在把所有的小企业都算上的话，总量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在过去30年，中国已经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我们要感谢政府，创造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社会氛围，使我们每一个人做生意的时候，至少不会想着每天的安危问题。     前提条件是公平公正、契约精神     同时，在向未来看的时候，我们依然希望政府做得更多，或者说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有一点点的忧虑。原因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倾向，对于中国未来民营企业的发展，尤其是企业家精神的培养，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利的。什么叫做企业家精神？一个国家未来新兴成长力，其根本因素是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但是，企业家精神的来源，某种意义上不在企业家本身。企业家本身做了企业，既然创业了，既然敢冒风险，既然下海了，他必然具备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但是，这种精神状态有没有一个环境，最后能不能生长，或者说会不会萎靡，来自于中国的大环境，来自于政府的引导。     为什么大家不断表达出一种忧虑呢？是因为我们往未来看的时候，有两个倾向，也是包括我在内的纯粹民营企业不太愿意看到的倾向：第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国有经济也在同时发展，在本来不应该国有经济占领的领域占有了很多的地盘，这必然挤压了民营经济在资源方面的公平竞争。比如一块土地给纯粹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竞拍的时候，民营企业有可能竞拍不过国有企业。也就是说国有经济发展我们是需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是不是让民营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第二，在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两个经济板块中间，近几年出现了一个第三经济体，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是权贵资本也好，或者某种别的资本也好。大家都知道，一个中山市的女市长被抓起来以后，家族产业资本是20多亿，一个市的市长背后的家族就能够拥有当地这么多的资源，我们很难计算出来，在中国跟权贵相联系的资本和资源的控制会有多少。如果这个东西任其蔓延的话，第一会导致政府官员不断腐败的加深，第二导致中国真正民营企业家力量的发展受到阻碍。当然，中国政府也意识到了这种倾向，现在也在不断地纠正，如要求官员及其相关人士财产公开，包括企业财产公开。     我们有一些忧虑，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倾向。在中国商业经济往前发展的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以公平竞争的心态走进一个领域，并且以公平手段来获得我们应该获得的资源，来使得我们企业发展，这是一个前提条件。 9 7 3 :

我们一直在讨论要建设商业文明，但所谓的商业文明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公平公正、契约精神。在同一个资源面前，完全市场化的运作，应该是只要你愿意花更多的钱、愿意花更多的力气，你就可以拿到这个资源，而不是不管你出多少钱、花多少力气，最后由于某种权贵的存在，你拿不到这个资源。我们未来的发展，如果不能有这样一个公平的，或者说是真正体现了商业文明的精神存在，那么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企业家，都必须部分意义上扭曲自己的做事方式，来获取必须的资源。温家宝总理所说的，让每一个人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这是不太容易的事情。比如前一段时间，“我爸是李刚”的事件，这样一个孩子开车撞死了人，还可以下车理直气壮地说“我爸是李刚”。这个孩子敢这么说，就是背后的权力在起作用，他一定认为他爸是无所不能的。当出现这样情况，当某些人可以干一些他们能干我们不能干的事情，当你看到红灯前一辆特权汽车可以呼啸而过，而你的汽车不能过的时候，我们做事情心平气和的心态就没有了。如果没有这种心态，我们做事情的精神，通过自己打拼以后获取资源的能力和精神就打了折扣，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家未来发展的长远眼光必然会受到影响。     我相信中国政府看到了这一点，并且未来应该是往正确的方向领导。因为谁都知道一旦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被权贵资本占了大头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必然会大受影响，经济活力大受影响最后的结果是于国于民都不利的。如果引领未来的新兴成长力，我们要有长久的中国企业的发展成长力的话，支持真正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是首要因素。     企业的自律从一开始就要产生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企业本身，我们企业在走向未来的时候，有没有治理能力，有没有发展和转型的能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面向未来，有两件事情是需要企业家考虑的：第一，未来到底什么样的产业是有发展前景的？是你能干的？以及你能干多久？这是一个前提。因为中国人喜欢一窝蜂地朝一个方向走，其实这个世界上什么产业都能干，你可以干新能源，你可以干高科技，你也可以干饭店，也可以造钢铁，没有说这个产业必然没有发展，那个产业必然有发展。微软是一个高科技公司，而沃尔玛当初就是路边的一个小店，现在沃尔玛也做成了世界最大的零售店了。所以你这个企业往什么方向走，要想清楚。当然危机意识是要有的，变革意识是要有的。同时，把各种各样的能量融合到你企业中。第二是对于企业本身的价值体系的定位。我觉得千变万化之中有一点是不能变的，这和我们做人一样，人的思想要更新，创新能力要更新，穿着打扮可以更新，连长相都可以更新（你可以去整容），但是唯一一点不能变，就是你这个人基本价值体系和精气神儿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人的价值体系改变了，导致你的行为改变，人心变了，一切都会变。我们做企业的人，做企业赚钱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这个企业不管是小还是大，你到底为员工提供了什么价值体系，是要思考的。你做的企业，对社会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是要思考的。比如说造纸厂，造的纸可以让文化传播，但是造纸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水，如果不进行净化处理，造成污染，就不是一家好企业。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企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肯定是走不长的。一个企业的自律从一开始就要产生，企业的文化基因、企业的价值基因，从一开始就要注入，因为这一切决定了一个企业是否能够长久地走下去。     中国做企业的人，常常把自己叫做企业家，不叫做商人。企业家是中国人创造的概念，因为商人在中国文化中带有贬义的意思。中国人有一句话是无商不奸，其实这个成语本来是一句好话，指的是米商卖米一定会让米在斗中多出来一点，“尖”出来一点，惠及顾客，后来才变成奸诈的“奸”。我上个星期在德国（中国企业家俱乐部访问德国），我就问德国人，我们这些人是叫做entrepreneur好呢，还是businessman？他们就说这两个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都是做生意的人。我们习惯把entrepreneur翻译成企业家，把businessman翻译成商人，在国外是不区分的。我们之所以分开，是因为一提到商人就是奸的，一提到企业家就代表着成功。其实你被叫做企业家还是商人，没有什么区别，关键在内涵上。 9 7 3 1:

重要的是信心问题     作为新一代的企业家，我们要拥有什么样的商业文明？什么样的商业文明才能代表企业家形象？我们现在要求政府，很多政府也确实还有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情。但是中国已经有几千万的民营企业家，我们是不是可以倒过来做呢？在政府还没有特别关注我们的时候，还没有精力培养企业家精神，制造企业家精神土壤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培养自己的创造力和能动性。西方现代制度所有的基础都来自于商业文明，西方社会也经历了从混乱、欺诈，到最后规矩的建立，规矩的公开。中国今天的某些混乱现象，我认为很正常，这是商业文明的必经之路。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因为我们用30年走完了西方100年才走完的历程。面向未来，我们企业家面对社会、面对客户、面对我们本身商业规则的建立，到底应该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不应该仅仅是忙着赚钱，这就是企业家最需要思考的事情。大家稍微想一下，一个社会结构的改变，当某一种力量达到一种程度的时候，自然会引起变化。当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假如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收入，民营企业占到多数的时候，其结构自然往我们所希望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文明方面去改变。     最后，是信心和信念的问题。中国现在整个社会的问题，不仅仅是诚信体系的问题，重要的是信心问题。信心问题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政府对人民和企业的信心。政府对人民和企业到底存在多少信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说政府对民间力量没有信心，民间力量发展就会受到障碍。我常常说中国的民间力量还有很多发挥的余地。中国人是一个勤劳勇敢有创造力的民族，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面对改革开放的状态，宗教上没有禁忌，社会习俗没有禁忌，对商业模式的接受没有禁忌，我们甚至希望海外优秀的东西尽快过来。由于我们是一个思想上开放的民族，所以极其容易接受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成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能够接受和中华民族的文明不同的思想，并且加以实践。但在今天的经济发展中，我认为中国的民间力量只释放了小部分，大部分还没有释放出来，没有释放是大小环境、各种因素制约所决定的。如何让民间力量最大化地释放？起到最主要作用的还是政府，政府对民间的信心很重要。有的时候企业家跟政府对话，常常说我们什么都不要，不用给我们钱，我们也不要资源，只要给我们政策就行了，放手让我们干，为国家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人民谋取更多的福利，这就是我们要的。这个前提是基于政府对人民对企业要有信心。另外一方面，我们民间力量，或者说我们企业家，也必须对政府有信心。如果我们对于政府没有信心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是短视行为。比如说你就忙着赚钱，赚一点儿钱就算了，对于企业没有百年打算，做到最后必然就是不可能打造百年老店，也不可能打造世界品牌，因此也不可能打造引领全世界的品牌资源。大家知道品牌资源的重要性，一个LV包在中国制造只需几百元人民币，转手卖的时候，就几千甚至几万。他们卖的是思想和品牌，而我们卖的是制造和材料。如果需要打造世界级的品牌，我们就需要有长远打算，长远打算就必须对于政府有信心。通过政府、企业、社会的努力，打造一个平稳的、有发展的稳定社会。稳定社会需要三大力量的稳定，政治力量的稳定、企业力量的稳定和人民力量的稳定，大家都在舞台上共同制作游戏规则往前走。作为企业家群体，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包括政府面临的问题、企业面临的问题、老百姓面临的问题，通过分析，逐步解决。政府对老百姓有信心，我们对政府有信心。只有把信心建立起来，才可能出现诚信体系，才可能出现商业文明和企业家精神，才可能有企业的长远发展，才可能有一百年的成长力。 9 7 3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