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A“商界精英”曾玉案例：女性投资家专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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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商界精英案例分析：曾玉，“女企业家和女投资家”这几个字眼直接让人联想到和男企业家及男投资家的区别和差异，马克思曾说过：“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所以要了解女企业家和女投资家这个群体，可能还是要先从了解男人和这个被男性主导的世界开始。 　　女性从原始社会由于生育能力旺盛无法积极参与增加资源的活动如狩猎种地等被迫依附于男性，到奴隶社会为了剥夺世袭财产继承而被强加的父权时代，到中国封建社会长达千年的仅在五十年前刚取消的缠足。作为到当代女性我们在法律上获得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机会，不仅想想这是如何美好的年代?女性的独立性和超越自我的意识被很多当代女性所推崇，经济发展的这三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女性涉足商场。女企业家和女投资家较于其他女性最重要的特点是她们都是女性决策者，有了更加主观和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 　　目前就读于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部特科是哈佛商学院的一名贝克学者，她最近在《美国社会学》上发表的关于研究私募行业的职业结构和工作场所动态情况，但很快她就把重点转到女性和美国黑人男性的经历上。从事私募行业的这两类人均为数寥寥，占职业劳动总人口的比例均低于10%(这一数字低于公司法务或投行中的比例)。特科发现，尽管这两类群体刚开始都面临严重的结构性壁垒(即入行门槛)，但女性面对的文化挑战更大(这里我把女投资者扩大到包括女企业家)，归结起来有两个大的原因： 　　一是基金内部男性成员很快会以一些以体育为名由的聚会相熟和结识，运动是一个筛子，通过它人可以与人联络和建立交情。而由于假设大多数女人都不是体育的爱好者，那就会错过很多自然交流的机会，这个观点的结论我很赞同，但并不赞同这个假设。我仔细收罗记忆中女性企业家和投资家在运动上有特殊偏好的人，很快发现这个数目和比例确实远远低于同类男性，单单是从生理上讲女性处于柔弱的地位还是后天女性不容易团结一致集体实现身体的超越和挑战?后者显然是更加显著的缘由。我们观察到喜欢从事体育运动的女性企业家和投资家更容易和人沟通和交流，或者说她们内在更加坦荡和直接。我所熟悉的伊利诺伊家具公司董事长史晓燕女士有从小时候在体校进行排球方面专业训练的经历，从她们在商场上的执着韧性就是非常好的体现。所幸的是，目前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女性决策者她们日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体育锻炼，今典集团总裁王秋阳就多次登顶世界级雪山;基金行业里频繁出差的女性随身携带着运动鞋以便在劳顿一天的会议后可以回到酒店健身房跑步;而更年轻一代的女性决策者则非常热衷各种时尚年轻的运动如网球，高尔夫，滑雪等，每个假期都可以是一个运动之旅。无论是为了强健身体还是交流的需要，以运动为名义的聚会以后可能是女企业家女投资者参与和发起的越来越多。 　　二是特科发现私募行业最适合工作高于一切的人，大多数私募专业人士觉得这在本质上与生儿育女相冲突，且男性通常是“工作高于一切”的人，女投资家生育孩子的过程显然对工作时间是极大的耽误。翻看在青春期时就读过的法国存在主义和女权主义大师，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中着重描写了女人成为母亲后的角色转换“女人是在做母亲时实现她的生理命运的;这是她的自然使命，因为她的整个机体结构，都是为了适应物种永存”。可是这个“为了适应物种永存”的性别却在当代独立女性想要保持和男人同样出色工作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尴尬和障碍，由于孕育和抚养孩子对工作的时间和内容的耽误，让女性在商业上市场处于被动，这是大多女性的状况，但很多努力自我实现的女性决策者们在面临高强度工作时熟练地平衡了这些矛盾，同时顺利解决了面临的难题:我看到很多女企业家在孕育孩子的过程中由于担负更多的工作重任而没有完全休完国家所规定的法定产假，去年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很多投资银行的女性如中金董事总经理陈十游女士当年就在快要临产时一直坚持在各种会议的谈判中;我熟悉的某国际对冲基金中国合伙人陈女士(此处为了表示尊重隐去名字)在孩子诞生和上幼儿园之前，一直不雇佣保姆坚持在工作的同时亲自带孩子，她每天二十四个小时和孩子在一起。把孩子带到办公室一起工作，我经常看到她在回邮件，孩子在一边玩耍或睡觉;带着孩子一起外出参加会议和谈判，会议中途她会要求男性暂时退场因为她要给孩子喂奶;带着孩子坐飞机到美国香港出差。我们经常和她调侃说她的孩子十八岁时就可以退休了，因为孩子从婴孩起就见识了太多的谈判和场面。这些女性都在用超越自己的方式成功做到了“适应物种永存”和“工作和孩子同时高于一切”。

同时我观察到女决策者在婚恋情感方面也面临压力。这些所谓的成功女性们在获得物质回报的时候同时更加注重内心精神世界的提升，但如同波伏娃所阐述女性作为他者在这个社会中即要完成超越也要拥有女性气质，“女性气质”难道一定是柔弱，顺从的代名词吗?这和女性决策者独立果敢的工作做派又有如此大的落差和矛盾。从工作到家庭，女性企业家投资家如何把驰骋沙场的犀利勇敢商业头脑快速轻巧地切换到一个柔美太太和慈爱母亲的场景?我看到一部分成功女性决策者都在婚恋上经历坎坷，有些是离婚多年未嫁，有些是家庭“长期抗战”，有些甚至看破世俗年纪不轻却终生未嫁。这个社会在评论一个优秀男性企业家时永远只需要看到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家庭幸福只是在一百分之外再多做对了一道附加题可以多加二十分罢了，而在评论女性企业家和投资家时却会把她们商业上的成功当成基础的及格分六十分，如果婚姻家庭的幸福或许会让人们考虑愿意加到一百分。不要企图辩论，你是不是也见到过某个女性企业家然后感叹：她真棒!哎……不过要是她也有幸福的家庭就好了。因为历练更多的人生但她们的内心一定更加需要情感的交流和升华，而时间的忙绿，工作和女性气质的切换，高处不胜寒的忐忑都会让这样的女性面临更多的精神压力。在这个层面上，我比较赞同夫妻共同创业，相互熟悉的工作作风和人格也许会减淡疏离感。同时我也呼吁整个社会和家庭成员也重视起这些简单但总被疏忽的问题。 　　如果泛泛的和男性相比，女性企业家投资家有一些专属于性别的特征：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更加自如的放下所谓的“面子”和自我，容易清楚的看到真实的自己;更加坚强和隐忍，是自己心灵的港湾也是全部家人心灵的栖息地;内心更加强大和包容，女性从小到大经历生理上的变化，成年后的婚嫁和孕育孩子都为铸造强大的小宇宙做了完整铺垫;有较强的心理暗示和纠错能力，不断鞭策进步;与生俱来的怜悯心使其对社会责任和公益事业的真正理解和行动，而不停留在功利等表面。如果泛泛的和美国女性企业家投资家相比，中国女性的解放程度可能会更高，社会提供给女性的工作机会也更多，甚至社会舆论对于独立女性的理解和赞美也更多，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宽松的环境下，成功打造事业的女性会越来越多。 　　孟德斯鸠说过：“最好把国务而不是家务交给女人;因为只要有机会，女人就会和男人一样有理性有效率;通过抽象思维，通过计划行动，她最容易超越自己的性别。”在此，我借用他的话献给所有优秀而美好的女企业家女投资家及商界木兰们：最好把商业交给女人。她最容易

超越自己的性别。